查看原文
其他

从欧洲到世界:面向21世纪的大历史观|J.M.罗伯茨

J.M.罗伯茨 勿食我黍 2021-12-24

J. M. 罗伯茨(J.M.Roberts ,1928—2003),英国著名公众史学家,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著有数十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历史学作品,并曾为BBC《西方的胜利》《人民的世纪》等多个深受欢迎的历史节目系列担任主创、解说或历史顾问。他因“在教育与历史领域的贡献”荣获大英帝国勋章,还曾获得意大利荣誉骑士勋章。



管最近存在相反的说法,但历史并没有走到终点。历史并不像任何人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终点。从另一方面讲,某种事物的历史,例如国家的、教会的、宗教的、文化的、法律制度的、工业的,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事物的历史,会有终点。在写作和研究各个实体时,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用时间顺序解释他们的课题。无论解释是什么,他们最终在最接近自己所争论或叙述的地方得到了结论,因为在此之后并没有主题。据此,随便举一个例子: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被认为结束于1806年(尽管从历史学家对于帝国的研究和论述中来看,它的历史并不是这样)。

可能欧洲历史如今从这样的特殊角度看来已经到了一个终点。当然,这里没有一个如同1806年那样清晰的时间分界线。在考虑各种可能性时,我们需要清楚我们想要表达的内容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将欧洲作为一个(在大多数时间内)明显区别于世界其他区域的地理范围来对其过去几个世纪的历史进行考察。尽管如此,显然在最近的几个世纪里,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历史不得不被纳入到欧洲历史叙述中,以使对欧洲历史的认识变得清晰。事实的确如此,即使是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例如非洲或亚洲——也通过来自欧洲的人和事对其发生的作用这一观察途径(而非与之相反)而显得更加清晰。尽管如此,影响却是相互的。举个例子,欧洲历史长期以来深受从美洲流入的马铃薯和白银的影响,而这就意味着,那些为欧洲历史发展提供可能性的非欧洲历史是与欧洲相关联的。

如今,实际上,这只鞋子毫无疑问地被穿在了另一只脚上。在这个世纪中,那些欧洲以外的地区常常决定着欧洲的事物。随着世纪末的来临,这个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如今,在北京作出的决议决定了清理欧洲帝国在亚洲残余势力最后阶段的推进方式;来自东京和首尔的决议决定着威尔士的就业前景。就政治层面而言,这个进程始于1945年,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明确地产生作用。在此背景之下,欧洲历史还能被继续写成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一个完全由自身内部演化而不是起源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叙述吗?至少谨慎地来说,那是做不到的。


尽管在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一再反思我们可能试图将欧洲历史表达为一个独立的和明确的研究对象是明智的。界定其自身是不受外界影响的还是易受外界影响的标准应当是观察其对于拥有许多可供选择的传统文明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应。显然,西方在近几个世纪里显示出了一些显著的力量——这是西方留在世界上的印记。命名以及为这些名称下定义通常被认为是权力的标志和形式;我们的世界中大部分被广泛认同的名称来自欧洲。即便是恒星和行星的名称也来源于欧洲流传的神话,而我们的地球表面将这个特点表现得更加明显。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概念来源于被欧洲人所极大地拓展的古希腊观念。美洲以意大利航海家来命名。澳大拉西亚(Australasia)之所以被称为澳大拉西亚,是因为其面对着被欧洲人称为南极的地方。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地区被称为中东与远东,因为这个安排与欧洲人首先到达的地区有关;而且在全世界范围里,这样的名字还有纽约、新拉雷多、新法兰西、新西兰。通过在世界范围内的命名,欧洲人清晰地重组了世界,无论是对于他们自身还是非欧洲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版图是欧洲人在仅仅一个世纪内发现并完成的。它确定了全世界居民如何认识他们自身的途径,因为欧洲人像命名地名那样来对不同的人种命名。正如他们创造了地理上的非洲这一概念,他们同样也创造了“非洲人”的范畴。从古老的、模糊的“摩尔人”的概念——起初包括了所有深色皮肤的非基督教徒,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概念被扩展到印度——发展出了一个“非洲人”的支系范畴(后来又出现了其他进一步细分和更加精确的支系范畴)。随着时间的演进,这使非洲大陆的居民将自身视为共享一种他们实际上从没有拥有过的共同身份成为了可能,并且为其他词汇的发明开辟了途径,例如泛非主义或非洲性格(négritude)这些观念。而这些观念则更容易在合适的时间里被从欧洲人那里借用——例如有关种族、民族时。这些观念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虽然它们实际上走了捷径,有时否认了其他的真实的原始身份的存在。

欧洲为全世界提供了第一种世界性语言。汉语相比其他语言可能被更多的人所理解,但是这并没有使其成为世界性语言。它从没有像西班牙语在我们今天称之为“拉丁美洲”(来源于19世纪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的一个灵感)的地区,英语在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以及英语、法语在许多非洲地区那样广泛地应用于中国之外的区域。通过语言(如同地理上的表述一样)来确定想象和感知的标准,确定重点,在某些方面相比其他方面更早地取得突破。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欧洲的竞技体育、艺术、音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上。

历史依旧可以持续发展。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迹象,显然也反映了一个文明有独特意义的最具体的影响,这些在过去300年中都是改造世界的主要力量的主要来源。这种现象已经远远超过由单纯的政治或军事实力所产生的影响。它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能被自觉接受的思想和原则。实际上,衡量欧洲影响的一个困难是文化演变的过程常常处于不自觉的状态下。更进一步讲,有时甚至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抵制欧洲所造成的后果。最后,欧洲文化当然不是唯一的“高级”文化。其只不过是与第一个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人类文明的塑造(在各个层面以不同程度展开)相关,这一过程的影响是完全彻底的、从上到下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贯穿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整个世界历史的。

历史学家(特别是在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们)常常被认为给予了欧洲过多的关注。“多”指的是他们所论述的“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性”的特征)这类的概念,这些概念比单单关注一些固定的题目范围要更加宽广,目标要更加分散。通常而言,相比这种歪曲背后的原因,对于欧洲中心性的批评似乎不太关心欧洲和欧洲的主题被给予了不适当的关注。这往往意味着不仅是高估了欧洲历史的相对重要性,还包括欧洲人行为的内在价值也都被高估了。研究欧洲历史而不是其他的,例如非洲或中国的历史,被认为反映了一个假设,即欧洲的成就在一定意义上更值得钦佩,更值得赞赏,所以“更好”。

我们最好应当承认,面对这样的批评,最近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著作给出了一些貌似合理的以及似是而非的解释。许多欧洲人的确俯身去研究过其他文明。受到莱布尼茨与伏尔泰所推崇(尽管对其并不了解多少)的中华文明后来在维多利亚时代受到轻视——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那是一个“巨大的、稳定的、缺少活力的沉闷的文明”(1)。当然,这两个判断都是肤浅的。许多从事跨文化研究的人也是如此,例如,在近几个世纪里,欧洲人通常还是认为非洲人是野蛮人,尽管非洲人能够像为自己的部落在非洲大陆上寻找合适的生态环境那样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其他类似的例子也很容易想到。

我们还应当回顾,在欧洲大扩张中(因为这是欧洲历史中的一部分),几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人都认为自己在一定意义上要比被自己所征服的地区“先进”得多,无论其本身的行为有多糟。即使当作为寻求世间平等众生灵魂救赎的基督徒,欧洲人也自认为拥有真理,而其所面对的是无知、没有道德和野蛮的民族。这种想法是基督教文献世俗化的表现,其不断满足着欧洲人的虚荣心,不断维持着宗教的发展和世俗传教士的热情,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但是我们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如果说有教养的欧洲人习惯性认为只有欧洲传统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那么同样有许多欧洲人从事其他文化艺术的研究与收藏。并没有人强迫他们来从事这样的工作,他们是基于热情在从事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英国人而非印度人率先推动了印度本土出版物的出现,另一个英国人发起了印度的考古学研究,最终实现了政府对印度古迹的有序保护,而这些事情是之前任何征服者都未曾想到的。更进一步(更尖锐地)讲,显而易见,欧洲人曾遭遇的一些社会习俗,与作为征服者的欧洲人一样时常是残忍的、卑鄙的和野蛮的;我们很难(除非为了一些谨慎的或实际的理由,但即使是这样也很难)为溺杀女婴和焚妇殉夫这样的行为来提供论据。由于欧洲中心论的消极方面的过度影响可能产生道德上的优越感,而这肯定也会导致对历史史实的歪曲。


如果要讲一个关于世界历史而并不只是世界上某些部分的历史的故事,事实上还得从欧洲中心论的角度来理解最近几个世纪之事。欧洲在大多数时间里是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起源。而在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地区或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是十分值得研究的,并不是因为其与欧洲扩张的联系,而是因为其自身的闪光点。中国、印度以及日本的历史可能像欧洲历史一样为我们带来心灵的愉悦,陶冶我们的情操,指导我们的判断并开阔我们的思路。历史总是这样,每一部历史都有自己值得研究的原因。欧洲历史也是这样,但在一定的时期内,欧洲历史的重要性要远大于亚洲、非洲或美洲的历史。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应当如何使用“欧洲”一词,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更难说清楚。由欧洲大陆产生的各种影响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欧洲人的著作以及那些与欧洲人相遇的人们的所见所感(无论友善的还是暴力的)来进行传播。通常欧洲人的共同点是不难看出来的。是通过语言还是态度来表达自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要理解欧洲人,那些欧洲人共有的语言和态度应当被作为历史性的问题来理解,这显然十分重要。但是这些语言和态度对于理解一个持久的、稳固的、被我们称之为“欧洲”的文明并没有提供什么线索。在数量上,现在可能有比从前更多的欧洲人对于在欧洲建立一个统一的体制抱有强烈的信心,他们之中许多人对于推动统一怀有极大的个人兴趣或者说是热情,甚至有人(少数人)对之抱有一定程度的道德信念。但是让英国人和法国人有这种想法花了很长时间,而且让所有欧洲人都具有相似的意识还得再过一段时间。这并不奇怪。经过了数个世纪,欧洲人在其所拥有的不同的经历(或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将欧洲的行为和习惯塑造成了不同的形式。

历史能够增进我们的理解,却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欧洲的定义和自我认同的现成例子。历史也不会为我们提供将拥有共同、持久的历史传统的成员作为一个历史整体来定义为欧洲的证据。这就说明我们可能感受到的对于欧洲的忠诚必然意味着一些与过去所能认识到的东西完全不同的情况。太多的人曾试图在过去的身份上加入关于传统的自我认同的观念,或者至少是这种观念的雏形。实际上并没有不变的持久的欧洲传统,即使从欧洲流传来的许多思想和观念起源于遥远的过去。在我看来,“欧洲”一词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意义变化,因欧洲人面临的不同需求和挑战而产生差异。欧洲产生的某些思想、制度已经断断续续地通过各种手段相互交融,变得精炼,并且更有效地起作用,还传播到了整个世界。这些思想和制度多种多样。在一定的时间内为了一定的目的,人们常常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使其发挥功效。

如果一定要为欧洲确定一个形象,在我看来,它应当被视为一个历史的熔炉。在欧洲(其范围甚至很难被界定),某些时期内发生的某些事件以后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可能在事件发生很长时间之后才能显现出来)。这些影响现在被视为全球性的影响,这些发生在欧洲的事件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而由这些影响产生的后果最后又被作用回欧洲本身。通过这个影响的网络——或者我们更加形象地称之为传播系统(transmission system)——这些事件的影响覆盖了整个世界,而这个网络本身就是欧洲对于世界影响的产物之一:它使历史的发展形成了规律。反过来讲,这个网络丰富、批判和修改了被传播的内容:于是,欧洲的成为了西方的。现在新的文化创作,新的确定性已经开始明显地作用于地理上的欧洲。试图去判断欧洲遗产的性质实际上并没有意义;欧洲的任务已经完成。

或许有人会对这个结论感到不快,有人会感到失望,有人甚至会感到可悲。然而,如果我们不再将未来的欧洲看作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角色,这便是一个成功的结果。欧洲历史不会由于曾经像产生过人权论一样产生过大屠杀而不值得被研究。这一切仅仅是一个主要的文明化过程和一个历史进程的结束,辉煌的时代已成过往。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去对那些已经远去的旧帝国统治的传播系统(再次使用这个比喻)、自信的传教努力、经济的剥削和技术的传播等感到惋惜(或进行庆祝)的借口,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几乎不起作用了。成功已很难被复制,所有剩下的工作就是去把握最后的机会,将越来越多的由欧洲起源的那些价值观和思想固定下来,使之能在其他文化中稳定下来,即使这些文化看起来对于外来文化有排斥性。当然,由此产生的现实中的和物质上的对抗的升级必然会随之而来。五个世纪前许多文化与欧洲之间那种原封不动的、纯粹的文化边界将不复存在。(至少在这个星球上)不会再出现新的文化上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也不会出现新的欧洲时代了。

但是,历史学家不应该做预言。那些明显的轮廓实际上是模糊的。我们并不能总是准确地描绘出这些轮廓,因为这些边界仍在不断地改变。这些改变之中的边界可能变得非常奇怪。而这也在未来的欧洲和世界范围内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回头看去,也并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曾经在欧洲紧密团结的基督教会,现在变成了天主教与新教。基督教内部长期的、富有成果的自我批判甚至是自我怀疑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完全世俗化的行为。尽管偶然有表面上的相似之处,但19世纪的帝国主义,已经和16世纪的西班牙殖民者迥然不同了。今天的传教士们传教所怀有的目的和信念已经完全不同于他们一个半世纪前的先辈们。很显然,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西方的军火商还会显示出像文艺复兴时期希望禁止向非洲人出售武器的罗马教皇,或者小心翼翼地将印度军队中的大炮置于英国兵团控制之下的英国统治者那样的谨慎态度。所有这一切,还有其他更多方面,汇总起来可以说明,文化的迁徙已经改变了那些自从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关于全球欧化的认识,因此,任何认为“欧洲”的对外文化性影响就像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一样,无论接受者愿意与否都不可避免(但基本上都是被动的)的观点是荒谬的;这些自来水管现在通过别的方式来起作用,欧洲人有时不得不让自己来洗洗淋浴。

我们很容易认为,欧洲内部机构的形式变化将不会像想象中的那么重要,无论这些想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欧盟可能需要时间来处理实际问题,调整利益分配,通过安排谈判消弭矛盾,调和积极与消极方面使之可以被接受以及尽可能地实现国家间的公平、平等,从而增强欧洲内部的凝聚力,但是这样一来可能会比我们所期待的慢得多。同时还可能存在一些文化上的问题:例如对于大量的非欧洲移民而言,他们接受最多的东西仅仅是肤浅的欧洲式生活方式。像这样的挑战将会引起政府决策层更加尖锐的争论和立法。这样也许能阐明对于外侨待遇的共识(尽管这种共识令人怀疑,但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共识)程度。不管是否能真的达成这种共识,但至少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无论如何,欧盟之中仍然存在一些不合逻辑的事物,许多人依旧认为欧盟并不是欧洲的完美形态。东西欧之间的差异长期以来为人们所争论,而这种差异已经突显了多次。东欧与西欧两个文化区的长期存在并不是冷战的产物,也不是1939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所发生的事件的产物,更不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产物。这些历史事件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历史条件下加入了新的限制性条件,特别是在市民文化、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和卫生的现实等方面。关于欧洲何时终结的辩论将一直持续下去。起源于犹太教经典的基督教世界发展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天主教欧洲与东正教欧洲。政教合一成为俄国难以磨灭的政治传统(而最近的历史表明仍存在这样的希望),而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给其在巴尔干半岛国家中的政府带来了恶名。虽然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波西米亚、摩拉维亚信仰天主教,但俄罗斯却不是:它没有罗马教皇,没有关于叙任权的斗争,没有中世纪的领主豁免权和公民自由,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参与地理大发现,没有来自本土的启蒙运动,也没有法国大革命。它直到20世纪才完成了工业化,令人惊奇的是,是在来自西欧的思想框架内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俄国长期以来也是欧洲文明的传递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其主要的传递对象是亚洲,但是,1918年以后,俄国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是欧洲思想的加工品,其吊诡地成为欧洲霸权的颠覆者。

这些信条在世界众多地区的吸引力进一步证明——当然这也是这些地区所需要的——无论是好是坏,我们期待这个世界被改造成欧洲所呈现出来的西方的形象。没有迹象表明那些将抵制这个结果的人,能永远抵抗文明缓慢的侵蚀,那些文明的危险礼物对许多人很有吸引力,对那些权势人物来说则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如此,这首先意味着我们将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文化的对立将会带有政治与经济对立的色彩。这些诞生于欧洲传统之下的事物,可能在未来的数十年里被他们文化上的对手谴责为魔鬼撒旦的信徒、邪恶原则的体现和政治经济上的侵略者和剥削者。然而这些拟人的手法只是一种比喻。我们(包括历史学家们)都使用这些说法,却常常并没有真正认识它们。比喻是最有帮助的工具,但是它的诱惑力使其具有更大的危险。我们很容易将某些现实甚至是人物归于我们所选择讨论或解释的单位中;也很容易不自觉地跌入理想化的状态,认为作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所发生的事情是被新观念所启发的,或者认为我们视之为席卷整个社会的一波疾病的传播或通货膨胀,是真正意义上或实际意义上的,而不是基于观察者对成千上万独立事件的分类,而这些独立事件可能被划分在其他的背景中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叙述。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用过一个说法,看起来对于思考欧洲十分有帮助。他谈道,欧洲的一部分——意大利——是“一种历史实体的代表,其中各种事件具有相似的影响和效果,并且这些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限制的”。这个说法认识到一个框架长期以来对于欧洲历史的限制,这个框架尽管是一件紧身的夹克,但首先,它是一个只放映固定历史剧目的剧场。毕竟,欧洲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给予一个地方是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虽然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确切地知道欧洲这个名字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是否具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但这一名词通常已经能在最小的地理范围上为人们所认同。在其范围内,甚至在狭义上,特定的事件建立起了特定类型的制度,各民族开始有意识地要拥有自己的历史意识,一些危机被克服,其他的则产生了灾难,而这些危机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欧洲人共有的经历或所经受的同一观念的影响程度能够(并且必须)被探讨;欧洲人所共同经历的东西,在同一时间并没有为亚洲人和非洲人所共同经历,这些东西十分重要,应该被作为历史所书写;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并非所有人都拥有共同的经历,并且有时他们这个群体共同经历的事情,并不会与其他人分享。

任何时期内的自我认同与自我认知都是特定情况下的产物。一个19世纪的欧洲人——如果有这么一个典型的人的话,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注定要与今天欧洲人所持有的观点大相径庭。在不同时期内,欧洲人一直在担忧“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希特勒对此极为重视,并且看起来是郑重其事的)。然而,关于美国化的警钟很难扮演19世纪在全球分享的“西方”文化那样的角色。数个世纪以来,对于伊斯兰教的恐惧成为欧洲人共有的观念,他们所想象的现代伊斯兰教中的某些元素现今仍困扰着他们。然而,从外部来看,伊斯兰教关于欧洲和欧洲人的描绘大多数都迷失在对“西方”的普遍反应中——认为其是一个唯物的、无神的、断裂的社会,正如那些满怀热情的穆斯林在前苏联和美国所见到的那样。视角发生变化,认知也随之变化,“欧洲”这个概念始终在不断完善和改进之中。如果我们觉得困扰,即便是像本书一样对历史作一粗略的探讨,可能对于着手解决问题也是有所助益的。



本文选自《欧洲一万年》,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从略。特别推荐购买此书仔细研读。该选文只做介绍相关研究和著作的参考,不得用于商业用途,版权归原出版机构所有。


—End—


点击下列标题,延伸阅读:
麦克法兰|普通法与现代世界的形成
钱乘旦|理解“现代化”:一个多学科视野的综述
钱乘旦|社会变革的和平方式:英国的范例
钱乘旦|世界近现代史的主线是现代化
计秋枫 | 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
叶成城 唐世平 | 第一波现代化:一个“因素 + 机制”的新解释
“一个英国人就足以缔造大英帝国了” | 亚当斯
陆建德 | 伏尔泰的椰子
彼得·沃森 | 追溯20世纪人类思想规则的演进
梁治平 | “从身份到契约”:社会关系的变革
约瑟夫·埃利斯 | 终结革命:追寻现代美国的起源
姚洋 | 苏格兰启蒙运动和现代化的启示
现代社会的萌芽:来自昨日之前世界的观察 | 贾雷德·戴蒙德

中国历史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历史 | 贾雷德·戴蒙德

周雪光 | “有组织的无序”:封闭系统中组织决策的大困境
福柯|禁闭邻人:那些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
中世纪欧洲的大瘟疫如何改变了社会结构|弗朗西斯·加斯凯

---------------------------------

混乱时代   阅读常识

长按二维码关注!

: . Video Mini Program Like ,轻点两下取消赞 Wow ,轻点两下取消在看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